風險投資 (venture capital，簡稱VC)大概是20世紀人類最好的發明之一，蘋果、Facebook、騰訊、特斯拉、Uber等等偉大公司背后，都離不開風險投資推動和助力。VC，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光鮮亮麗、富得流油的行業，同時，一大批成功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像徐小平等轉變成了VC，也加強了行業的光芒和色彩。很多大型企業類似BAT設立了專門的VC投資部門，甚至連很多山西煤老板也拿錢做VC。但是VC的真相真是這樣嗎?

VC的兩極分化的現實狀況

現代風險投資開端于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第一個創造“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詞匯的英國人惠特尼(J.H.Whitey) 一生中股權投資了350家公司，獲得巨大的財務收益。

一般人印象中的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機構的投資人，畫風都應該是這樣的：住豪宅，出差五星級酒店，放假了就去大溪地、馬爾代夫這些地方旅行。和各種創業者談著上百萬至幾千萬的投資，收入動輒數百萬甚至上千萬。

其實這些確實存在，但只屬于VC領域“絕對金字塔尖”的5%人群，而其他95%的風險投資從業者生活是這樣的：

每天見3個以上的項目，勞累無比，攢著小幾十萬的薪水，期盼遙遙無期的Carry(投資分成)能多分點(一般也就小幾百萬)。決定著著千萬級別的投資，看著身邊屌絲創業者紛紛逆襲成千萬富翁，自己卻攢不出一套房錢，心理極度失衡......

如果評選同“貧富差距最大的行業”，那么VC業絕對是榜上有名。一位上市公司投資總監曾吐槽說：“外界有個錯誤的印象，VC從業者都有幾千萬資本，其實投資總監級別也就30-40萬年薪，而投資分成(Carry)本來就遙遙無期，還要遭到一層一層‘論資排輩’的盤剝，做五年存不了北京一套房首付的大有人在。但在食物鏈頂端，LP和大GP吞噬著幾千萬上億的資金。“

“VC食物鏈”有多殘酷?

導致VC行業極度“貧富分化”的“VC食物鏈”有多殘酷?從近年來動蕩不堪的VC亂局就可以窺出一二，老牌基金如紅杉、IDG等都面臨著劇烈的人事變動，紅杉的“少帥”張帆出走，原紅杉副總裁曹毅創辦源碼資本;IDG的張震、高翔、岳斌出走，成立高榕資本，甚至是IDG的“新銳王牌”合伙人李豐也帶走IDG一半早期投資團隊，創立創新型基金Frees。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各支基金的“投手”們紛紛出走，基本可以用馬云說離職人的兩個原因概括——“錢沒給夠，心受委屈了”。

以IDG合伙人李豐為例，互聯網史記《沸騰十五年》作者，天使投資人林軍就說，李豐的出走是IDG內部“論資排輩”的一種必然，后期從華興進入的IDG的合伙人李豐——“此合伙人非彼合伙人，實際權益和長老們差距還是巨大的。”且賬目回報要到套現之時也非常久遠(3~5年)，一個堂堂IDG新銳合伙人李豐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投資經理以及投資總監們的悲催。

VC機構的運作機制和大多數“基金管理機構”并無二致——主要的資金都是募集來的。VC機構，出錢的金主叫LP(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負責管理基金的主要人員叫GP(General Partners)——管理合伙人。

按照傳統(中美都一樣)，因為出錢就是大爺，LP會分走基金總體收益的80%，GP及他們帶領基金團隊分走20%，這20%中還包含著基金整體規模2%的管理費用。

讓我們來算一筆賬，一個中等規模的早期風投人民幣基金約2個億，那么他在很長時間內能支付的運營費用是400萬人民幣(2億*2%=400萬)。那么如果平均價格400萬一個案子，2億他們要投50個案子才能把錢全部花出去，50個案子至少要在一千個項目中篩選，花費一年半的時間，除了一或兩個合伙人，起碼要配置一個投資總監(年薪約40萬)，三四個投資經理(年薪約25萬)，才能完成工作量。加上稅費和律師費，400萬的日子真是緊巴巴，加薪就不要想了......3~5年內就獲得可觀現金回報幾率少的可憐——能碰到3年長到“獨角獸”(10億美金)級別，有出售或上市價值的公司，全中國也沒有幾家機構能做到。

而且不到一定價值的“出售”，早期投資者回報根本得不到保障，因為清算是從最后輪開始的，先C輪的，后B輪的，最后才算到天使的利益，就算賬面上說是5倍回報，能拿回本金就不錯了，所以彼得泰爾，才會在《從0到1》中不停的強調要All in“獨角獸”，“普遍撒網”根本不適合風險投資。

那兩億投完，還有幾年不是斷糧了嗎?不用擔心，這個時候他們(GP)就開始招募下輪資金，才能用管理費(2%)繼續養活團隊，支撐到現金回報的許多年后，但是如果你只是VC食物鏈底端(投資總監、投資經理)，那么拿收益分成(Carry)基本就不要想了。

這么說來，基金食物鏈底端的小白們永無出頭之日了?其實還是有的，①要么像李豐或“高榕三兄弟”那樣自己出去拉大旗成為食物鏈頂端，熬到多年后現金回收的那一刻。②要么就是機構允許你跟投自己負責的項目，投資經理或總監可以用幾十萬去跟投自己看好的機構決定投資的項目。例如天圖資本、黑馬基金等投資機構都允許投資經理跟投，而天圖一位我認識的小伙伴也從一個項目中獲得2000萬的現金回報，現實了“逆襲”。但要投資經理們花費自己存款的1/3或1/2，去跟投一個創業項目，這個風險也確實太大。

變革——創新基金與新型模式

因為“VC食物鏈”的存在，VC自身是缺乏自上而下的改革動力的。而VC改革現在主要有兩撥力量在推動——“創新基金”和“新型模式”。

李豐就是典型的“創新基金”改革，他吃夠了“論資排輩”以及大LP的苦頭，他希望改革“LP為王”的傳統基金方式，以及給基金更多的收益分配空間，用業績去撬動收益分配，而不是“論資排輩”。

李豐的改革主要有兩個重點：

一、改變收益規則。

李豐的FreeS基金，設計了一套 “管理費對賭條款”，只有所投項目獲得 3 倍以上的回報時，FreeS 才會收取 2%的管理費用。

而項目若獲得 5 倍以上回報，FreeS 基金對于 Carry(收益分配，傳統慣例為20%) 的要求會增長到 30%。并且，Carry明確規定了分配規則——若外部人員推薦項目成功投資后，將獲得該項目的 5%Carry，投資執行團隊獲得剩下 5%;若內部人員(包括 LP、已投企業、管理團隊)推薦項目成功投資后，將獲得該項目 8%Carry，執行團隊獲得 2%。

二、降低 LP 門檻，改革投委會

傳統 VC 對于 LP 都有較高的資金門檻，有些甚至是要擁有一定的身份名望和資源，而在 FreeS 基金這里，這套成規也被打破。資本只要在 100 萬人民幣以上，都有機會成為 FreeS 基金的 LP(上限 200 人)，這就使 LP 的準入門檻被大大降低。

而對于投委會的改革，FreeS 基金讓所有一年以上的投資團隊成員都享有投票權，并設立了透明的投票規則和決策機制，讓投資經理也可以參與到公司投資決策中。這樣的投票 + 分成形式，毫無疑問會調動起中低層投資經理的積極性，并且讓好項目更容易被投中。

FreeS的改革仍然是內部機制改革，而NewBee VC則是在模式上向所有投資機構投資人開放募資的“新型互聯網基金”——任何機構的投資人都可以通過NewBeeVC募資，“籌碼”不多的投資經理和總監們，可以在上面募到足夠的跟投資金。NewBeeVC的模式成功也將顛覆VC行業的分配制度。

NewBee負責人描述說：“其實很多人都想和基金的明星投手一起投項目，例如投出陌陌的經緯王華東。同時，基金經理或總監這種級別拿自己的幾十萬至百萬跟投項目比較吃力，風險也太過集中。NewBeeVC設置了這樣一個通路，讓機構投資人可以在上面拿到無風險的資金去跟投，之后共享出一部分收益就行“NewBee VC，采用2/8收益分配原則，即機構投資人不承擔跟投失敗的風險，項目成功后享受跟投回報的20%，出讓80%的收益即可。

雖然利益分配體系仍然在調整，但是其預熱第一天就有近百個機構投資人申請入駐——看來跟投真的是VC產業不多的“上升通道”。

無論是“創新基金”或是“互聯網基金”，都給已經老化的中國VC注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總之，VC這個行業最最核心的應該是“投資能力”，我們不應該把收益建立在“論資排輩”之上。

作為科技界最成功的硅谷創投公司及種子加速器——Y Combinator(YC)，孵化出了 Airbnb、Dropbox、OMGpop、Stripe等諸多明星級公司的投資機構的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談到為何要開辦這家機構是說：“現在的一切都太老了，我們需要創辦一些吞噬未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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